“三套丛书”是指《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的简称。它创始于1959年，迄今历时40年。
1958年，当时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提出，为了学习借鉴世界文学的优秀遗产，提高我国青年作家的艺术修养和创作水平，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需要编选一套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当时中宣部责成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这项工作（1964年外国文学研究所成立后即从文学研究所接过了这项工作），并将出版任务交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文学研究所接到任务后，所长何其芳随即邀请外国文学界和出版界的著名专家学者组成编辑委员会，着手拟定实施计划。在讨论中，编委会提出，在世界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创作与理论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世界文学遗产应包括文学理论。于是又增加了《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并成立了一个理论丛书的编委会。后来，鉴于两套编委会的成员多有重叠，经过协商，合二为一，同时因出版工作加重，有关领导部门研究，又商请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承担。最初的编委会成员有：卞之琳、戈宝权、叶水夫、冯至、包文棣、田德望、朱光潜、孙家晋、孙绳武、陈占元、杨季康、杨周翰、杨宪益、李健吾、金克木、罗大冈、季羡林、郑效洵、闻家驷、钱钟书、钱学熙、楼适夷、蒯斯曛、蔡仪等。中宣部领导周扬、林默涵都曾先后出席最初的几次编委会会议指导。“文革”后重新启动丛书工作时，为了工作需要，又增加巴金、叶麟鎏、卢永福、朱虹、陈冰夷、陈?、张羽、赵家璧、骆兆添、姚见、秦顺新、绿原、蒋路、董衡巽等人。
编委会的主要工作是制定选题，1961年制定了“三套丛书”的编选计划，初步确定《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为120种，《外国文艺理论丛书》为39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为12种（这套“丛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独家出版）。
这三套丛书原定的选题计划，除《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因组稿、出版条件等所限只能部分完成外，其余两种基本上已经出齐。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国家的号召和支持下完成的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工程：
它有一个由外国文学研究界和出版界的权威和知名的专家学者组成的阵容强大的编辑委员会，特别是，这个编委会不是只挂空名，而是真抓实干、认真负责的一个班子。他们亲身参与制定“丛书”的选题计划，确定各书译者及序文作者人选，分别审阅各书译文和序言；来自出版界的编委还具体负责各书的编辑出版工作。这样的一个编委会成为“丛书”各方面质量的有力保证。
“丛书”的规模宏大：《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共出书145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出书11种，《外国文艺理论丛书》也出版了19种。如此规模宏大而又是系统性的外国文学和理论著作的丛书，在我国是空前创举，在国际上也可以与为数不多的同类丛书并驾齐驱。
“丛书”不只是以规模宏大，即不只是以量取胜，而且主要在质上显得突出，这表现在两方面。首先是选题精当。外国古今文学作品与理论著作，浩如烟海，其名著也汗牛充栋。“丛书”依靠由各语种的一流专家组成的编委会，在他们渊博的学识基础上，筛选出其最优秀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或论著，制定选题计划。因此，例如《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几乎囊括东西方各民族自古代、中世纪至近现代的、思想艺术均臻完美的史诗、诗歌、戏剧、小说等体裁的杰作，基本上集外国文学精华之大成，反映出世界文学发展演变、日趋丰富多彩、多样化的历史过程。多年以来，这个选题几乎成了外国文学出版界的准绳：近20年我国各地出版了多种外国名著丛书，极少越出这个选题的范围。此外，《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已出的15种，也大都是前此未有的极重要的论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则收入经典作家和早期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几乎是全部）的重要文论遗产。
“丛书”在质量上的另一优点是译文完善。除极个别外，都由原文直译，更重要的是，“丛书”中各书的译者是经编委会与工作组从全国的翻译界中慎重研究确定的，学风严谨的一流翻译家（有的同时是知名的学者）。他们视翻译为崇高的事业，力求译文尽善尽美，既忠实于原文，又保持原作风格，孜孜石乞石乞，逐句琢磨，完成一书，常达数年以至十数年。这些译本，堪称精品，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数十年来，我国出现不少同类译本，而“丛书”中的译本绝大多数仍然是第一流的，有的甚至是不可企及的。
“丛书”质量的另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是：它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的两家最大的出版社，各自拥有由各大语种专家组成的力量雄厚的编辑队伍。两出版社在工作中互相尊重，互相支持，这种合作精神对于“丛书”的质量起了重要的保证。
“丛书”取得的这些成就，证明了它的重大作用。它提供了一整套系统全面、译文忠实完善的外国文学作品和理论的名著，有利于扩大读者的视野，提高他们的文化和思想修养，而且也有利于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开展和深入，有利于创作和理论工作者的学习和借鉴，繁荣我国文化。它以规模宏大、选题精当、版本和译文的完善等优点，为我国的外国文学作品与理论名著的译介工作开创了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树立了一个榜样。众所周知，1978年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离不开外国文学的译介工作，许多当代作家和学者从中得到了大量的滋养。值得一提的是，这三套丛书的多名编委和译者有的已辞世，有的年事已高，垂垂老矣，他们为这些书所作的工作也许是他们学术生涯的绝响，当这三套丛书宣布出版告竣之日，我们不会忘记向他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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